《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第123次毛主席故事大讲堂暨著名作家魏巍追思会在京举行

时间:2025-08-02 来源: 掌上时报 阅读量: 17

    掌上时报讯(江山、常魁星、金梅)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8周年纪念日,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建军98周年、红军长征出发91周年、新中国成立76周年、抗美援朝胜利75周年和毛主席诞辰132周年,在建军节之日,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为指导单位、中红网-中国红色文化旅游网为主办单位,江苏九洲康养舜山小镇、毛泽东思想旗帜网、毛著国际博物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红色文化公益基金、北京聚宇能自然科学研究院、海南碧源生态农业大健康公司等为协办单位,联合在北京举办了第123场毛主席故事大讲堂暨著名作家魏巍追思会。中红网总编辑江山主持活动。

第123次毛主席故事大讲堂暨著名作家魏巍追思会部分嘉宾合影留念。

参加今天活动的嘉宾有:参加过抗美援朝、曾任总参部某部部长、解放军炮兵学院院长和陆军导弹学院院长的胡永丰少将,毛主席警卫、中直机关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北京百年风云文化艺术中心执行主席陈国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原秘书长王元慎,著名作家魏巍女儿魏平,梁兴初中将之女、北京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梁滨江,刘亚楼上将孙媳、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红色文化公益基金主任刘建丽,中国和平出版社总编辑、中国国际出版促进会理事、北京民族大学董事长、教授侯健,中红网总编辑江山,华夏文化促进会理事、华夏融媒体联席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应急救援管理中心督察长、世界艺术家联合总会副会长、中国建设传媒网总编辑常魁星,抗大胶东三分校参谋培训队学员、志愿军司令部军教主任黄兆奎女儿黄象红,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央视《实话实说》与《乡约》等栏目思想理论与文化战略幕后总策划奠基人吕泳璋,北京国科信达公司经理王清和,北京百年风云文化艺术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生态文明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定淼,辽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军康专项基金办公室主任张波,红色文化活动家王秀波、盛素玲,中医传承人李军海,中红网红色图库部主任霍金梅。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原秘书长王元慎作主题报告。

王元慎在会上作了题为《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的报告,魏平、江山围绕纪念魏巍讲了话,胡永丰少将作了点评,刘建丽、张波、吕泳璋等分别发了言,刘建丽、黄象红、梁滨江、魏平、霍金梅等五位志愿军后代演唱了红色歌曲。

王元慎指出,“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具体体现为面对外敌入侵时展现出的高度民族觉悟、空前团结、英勇牺牲、顽强不屈和坚定信念。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中体现和升华,至今仍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王元慎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又恰逢八一建军节,中红网总编辑江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安排我与各位嘉宾和朋友分享《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这一主题,我感到非常荣幸!党中央决定今年 9 月 3 日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80 周年大阅兵”。综合官方发布与国际社会评价,其核心意义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彰显和平担当; 三、凝聚民族精神,促进国家统一; 四、展示国防现代化成果与新型战力; 五、深化国际友好,传递发展理念。此次阅兵将是民族精神的庄严洗礼, 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历史、当下与未来的郑重宣言——以史为鉴,珍视和平;捍卫正义,开创未来。

10年前,即2015 年,中国高调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感到非常振奋,认为此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深刻剖析日本当年大举侵华的原因,有助于让国人铭记那段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蹂躏继而中华民族英勇反抗并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历史;有助于警告日本右翼势力,不要挑战二战后的国际和平秩序与公理,否则玩火者必自焚 ;有助于提振全体中华儿女的自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出席会议的部分嘉宾称赞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企业家颜俊国开发的《润泽东方》牌矿泉水。

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与1937年“七七事变”的联系与区别

一)时空维度的差异性

1、时间与地点。

“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发生于沈阳柳条湖,日军炸毁南满铁路嫁祸中国军队,突袭北大营并占领东北三省。“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发生于北平卢沟桥,是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炮击宛平城,29军宋哲元部219团吉星文团长率领官兵英勇抵抗,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1937年7月由作曲家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就是歌颂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在1933年3月11日夜赵登禹、佟泽光在长城喜峰口,率大刀队突袭日军营地,以白刃战重创日军,以大刀肉搏的惨烈方式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极大鼓舞了全国抗战士气。歌曲以激昂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迅速传唱,成为抗日救亡的标志性作品。(《大刀进行曲》全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抗战弟兄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2、地理范围。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施区域性殖民统治。“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向华北、华东推进,战火蔓延至全国22个省份。

二)性质与冲突背景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制造的局部侵略事件,旨在侵占东北;冲突双方为日本关东军与中国东北地方军队,后者因贯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未组织有效反击。“七七事变”: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中国守军果断抵抗,事件迅速升级为全国性冲突。军事行动特点:“九一八事变”:日军行动迅速,未遭大规模抵抗,短期内控制东北。“七七事变”:日军初期进攻受挫,引发持久战事,并向华北多地扩散。

志愿军后代在一起高唱《志愿军战歌》(自左至右:刘建丽、黄象红、梁滨江、魏平、霍金梅)。

二、日本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的原因解析:

一)当时我国的国力太弱

日本当年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除了它的野心太大,想通过吃掉中国这块肥肉,弥补它领土狭小、资源短缺的劣势,进而吞并全世界外,还因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据统计,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日本的工业产值为 60亿美元,中国仅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为 580 万吨,年产弹药 50 万吨;而中国年产钢不过 4 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就军队装备而言,日本海军吨位为 190 万吨,是中国的二三十倍;日本的作战飞机有 2700 架,中国仅有30架。战争既是精神及意志力的较量,也是国力与军力的对抗。对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者的浴血奋战我们应表达由衷的敬意,但对我国军民因国力军力太弱而以血肉之躯相拼也感到无奈与悲伤。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至 1945 年 9 月 3 日,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才消灭日军150万,双方伤亡比例是 23.3 ∶ 1。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充分证明,落后了就要挨打,就要被掠夺,就要割地赔款,就要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日本侵略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其中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 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 5000 多亿美元,掠夺我国钢铁 3350 万吨,煤 5.86 亿吨,粮食 5.4 亿吨,木材 1 亿立方米。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积累的财富几乎丧失殆尽,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 年。

二)当时处于内战及一盘散沙的局面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我国正处于内战时期。蒋介石正忙于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对于日本侵占东北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对日本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蒋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中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强调必须优先消灭共产党(安内),再对抗日本(攘外)。1931年—1936年,国民政府将70%以上的兵力投入剿共,仅以部分杂牌军在华北牵制日军。“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日本坐收渔利。当时,日本也在我国豢养了一批汉奸,如汪精卫、殷汝耕、周佛海、陈公博、王克敏等,日本在各地建立伪军和“皇协军”,对这些傀儡给予一定的给养,以弥补日本军力的不足。

两位老军人见面,情不自禁地向与会者敬礼。自左至右:王元慎、胡永丰少将。

三、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号召全民抗战、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行动是:

一)立即发声谴责,号召全民抵抗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行径,揭露其“帝国主义强盗行为”,号召全国工农劳苦民众“武装起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随后接连发布决议和告全国民众书(如9月22日决议、12月11日告全国民众书等),进一步阐明立场,呼吁罢工、罢课、罢市,组织群众斗争反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投降政策。

胡永丰少将(右)与中红网总编辑江山合影。

二)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中共尖锐批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不抵抗主义”,认为这是对日本侵略的纵容和对民族利益的出卖。指出国民党政府依赖“国际联盟”(国联)调停是幻想,强调唯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驱逐侵略者。三)提出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期的号召与探索: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的宣言和决议中,中共就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呼吁联合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八一宣言》(1935年)的正式提出: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正式、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策略,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的确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决议,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将“反蒋抗日”调整为“逼蒋抗日”进而“联蒋抗日”。

毛主席警卫陈国民(右)与梁兴初中将之女梁滨江在一起亲切交谈。

四)组织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

尽管当时中共主要力量在南方,中央难以直接指挥东北战场,但中共满洲省委(东北地区党组织)在事变后迅速行动:派遣大量党员干部(如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赵一曼等)深入农村、工矿和旧军队,组织领导抗日斗争。整合各地义勇军、救国军、山林队等自发抗日武装,并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成为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在白山黑水间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刘亚楼上将孙媳刘建丽主任在讲话中建议要做好第四代革命后代的革命传统教育。

五)动员全国民众抗日救亡

在国统区和苏区,中共积极组织领导工人、学生、市民等各阶层人民,开展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抗日救亡运动(如“一二·九运动”等),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形成。

六)总结中共态度的核心

1、立场鲜明:第一时间揭露日本侵略本质,坚决主张武装抵抗。2、批判政策:严厉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3、战略引领:率先提出并坚定推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最终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关键策略。4、实践斗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率先在东北组织领导了有组织的武装抗日斗争。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站在抗日救国的最前列,是民族抗战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和坚定的实践者,为最终凝聚全民族力量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老军人和军属们在一起合影(自左至右:刘建丽、黄象红、梁滨江、王元慎、胡永丰、江山、魏平、霍金梅)。

七)毛泽东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战略引领

1936 年 12 月 12 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逼迫他们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其目的是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前,中共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事变爆发后,党内部分领导人(如张国焘等)主张“审蒋”、“除蒋”,认为这是反击国民党长期“剿共”政策的机会。这种观点反映了对蒋介石的敌视情绪,尤其是考虑到长征后中共面临的生存压力。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多数领导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认为杀蒋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并让日本侵略者有机可乘。他们更强调民族矛盾(抗日) 高于阶级矛盾(反蒋),主张联蒋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委派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在研究此事时,毛泽东和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主要基于周恩来擅长斡旋与谈判,在国民党内也有人脉,周恩来也曾主导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前期秘密接触,熟悉东北军和西北军情况。毛泽东的决策体现战略远见:超越国共恩怨,将民族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分歧之上。他通过灵活策略将突发事件转化为历史转折点,促使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为全民族抗战保存了核心力量。这种以政治智慧化解危机的范例,充分体现了中共处理复杂矛盾的方法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实践。周恩来不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殚精竭虑,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下,通过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端纳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周恩来称张学良是“千古功臣”。

中国国际应急救援管理中心督察长常魁星与刘建丽女士合影。

八)“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展现了坚决抗日的立场和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决心:

1、鲜明立场与抗战号召:事变次日(7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抗战到底的态度。

2、推动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积极倡导并全力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达了团结抗日的诚意。毛泽东强调,必须将红军纳入统一的抗日序列,并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

3、确定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系统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核心主张:即动员全国民众、实行民主改革、改善民生、进行人民战争,认为这是争取胜利的关键。这是区别于国民党的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4、红军改编,开赴前线:根据国共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毛泽东命令改编后的部队迅速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

书法家吕泳璋向中红网赠送书法作品(自左至右:侯健、王元慎、江山、吕泳璋)。

5、提出持久战理论: 日本全面侵华后,国内弥漫着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速胜论”。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围绕中国抗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以“论持久战”为题作了长篇讲演。一个多月后,成文5万余字发表。他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战实际,深刻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对于战争的结局,他给出坚定的回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必定经历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毛泽东的分析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导。毛泽东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他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广大军民在拯救民族于水火的抗争中不畏牺牲、并肩战斗。冀中平原军民携手深掘地道,让敌寇的“扫荡”铁蹄深陷泥潭;太行山下,民兵巧手布下地雷阵,令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灰飞烟灭;青纱帐里,游击队神出鬼没的麻雀战术,将日军袭扰得风声鹤唳……

核心概括: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在“七七事变”后,高举抗日旗帜,力促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出并坚持动员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领导红军迅速投入对日作战,并以其科学的战略思想(特别是持久战理论)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方向和前途。

九)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影响比较大的几个战役

1、“平型关大捷”。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9 月 25 日,八路军 115 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奉命在平型关进行伏击,取得首战大捷。平型关大捷,虽然歼敌仅 1000 余人,从整个抗日战争史来看,此役并非大仗,但它震动了全国,意义深远,因为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完胜。这次胜利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提振了人心。这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名,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斗志。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平型关大捷次日致电朱德、彭德怀 :“庆祝我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国民政府领袖蒋中正两次致电嘉勉,国内各党派团体纷纷致电祝贺。

2、“夜袭阳明堡”。1937年10月初,日寇突破晋北国民党军防线后,接着以五万之众,分三路南犯忻口、太原。刘伯承、邓小平所部129师385旅769团在团长陈锡联指挥下,先期化妆成老百姓,摸清敌情,夜晚一小时击毁敌机24架。在全国引起仅次于平型关大捷的强烈反响。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高度赞誉,蒋介石奖励大洋两万元。

3、“雁门关大捷”。1937年10月。八路军120师贺龙所部的716团,在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的指挥下,为配合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的关键战役)两次伏击,切断日军补给线,击毙日军约500人,摧毁汽车数十辆,切断日军大同至忻口补给线长达一周,有力地支援了忻口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

4、“神头岭战役”。1938年3月16日(抗日战争防御阶段)八路军129师刘伯承、邓小平所部的386旅,在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的指挥下,在山西省潞城县东北部的神头岭切断日军从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的交通线,并设伏,从三面发起突袭,白刃战为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歼灭日军1500余人,俘获10人击毁汽车7辆,缴获枪支550余支,骡马600匹。八路军伤亡240余人。神头岭战役是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成功实践,被列入多国军事教材研究。

5、“黄土岭战役”。1939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所部在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指挥下,在河北涞源县黄土岭(太行山区)伏击扫荡晋察冀根据地的日军独立混成旅第二旅团,意在粉碎日军冬季大扫荡。八路军利用山谷地形设伏,集中炮火猛攻日军指挥所,精准炮击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极大震慑日军,日本国内降半旗致哀,日本朝日新闻》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此役歼灭日军900余人,缴获200余车物资,八路军伤亡约500人。此役迫使华北日军暂缓对根据地的进攻。蒋介石致电八路军嘉奖,英美媒体广泛报道。黄土岭战役是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经典战例,彰显了灵活战术与地形利用的有效性,被列为抗战重要胜利之一。

6、“百团大战”。1940 年下半年,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0 师、129 师和晋察冀军区共105 个团 20 余万兵力的“百团大战”,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 余次,攻克据点 2900 余个,歼灭日伪军 4.6万余人,瘫痪了日军华北交通网络,展现了敌后战场的重要作用。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有力的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攻击。

王秀波、李军海、张波(自左至右)在一起亲切交谈。

四、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的侵略速度

抗日战争也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七七事变”爆发后第10天,即1937年7月17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蒋介石指出,“卢沟桥事变”已使中华民族面临“最后关头”,若再退让,华北将沦为第二个东北,南京亦可能步北平后尘。他强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该讲话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各党派、地方势力(如李宗仁、刘湘等)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拥护。庐山谈话期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最终促成《国共合作宣言》的发布,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明确了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被视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标志。国民党随即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 22 次大型会战,如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约 1.2 万人,摧毁坦克30余辆,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武汉会战 ”(1938 年 6—10 月 ),国民革命军的正面出击取得了毙伤敌军 4 万人,近 10 万日军因战斗、气候、疾病等原因暂时丧失作战能力的巨大战果,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 年 12 月 23 日至 1942 年 1 月 6 日 ),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制定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毙伤日军5.69万人,成为“12 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同盟军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决定性胜利”。此外,国民党内还涌现了冯玉祥、吉鸿昌、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著名抗日将领,如今在北京还保留的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小学就是对这些民族英雄最好的纪念。

五、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对美英苏反法西斯同盟国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有力支援,反过来也得到了盟军的大力支援。1937---1941年期间,苏联在抗战初期通过物资、空军、顾问(3665名)等全方位支援,有效增强了中国抵御日军的能力,尤其是关键设备(如战机、火炮)填补了战争初期的巨大缺口(飞机1235架,火炮1600门,坦克与装甲车82辆,机枪14000挺,汽车1850辆,弹药与燃料大量配套补给。)经新疆“西北国际通道(兰州—迪化—阿拉木图)。运抵内地,占抗战前期外援90%以上。当然,援助以国民政府为主要对象。后续纪念:武汉解放公园建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2015年中国政府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表彰部分苏联老战士。飞虎队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初期,对中国抗战最直接、最著名的军事支援之一,是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下深厚友谊的重要象征。在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包括其前身美国志愿航空队及后续的第14航空队)承担了保卫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向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驼峰航线”的任务,这条航线成为战时中国获得外部援助的最重要通道。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期间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自身损失12架飞机(空战)及61架(地面损失)。在滇缅战场,仅1942年1月至3月的70天内,就击落日机217架,战损比高达1:13.5。截至抗战结束,第14航空队共击落日机2600架。飞虎队总计损失超过1000架飞机,牺牲飞行员及机组人员近2000人。飞虎队的战绩和牺牲受到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永久纪念。陈纳德将军和中国籍妻子陈香梅的事迹也广为人知。总结来说,美国飞虎队是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时刻,由美国志愿者组成的空中力量。他们在陈纳德指挥下,以出色的战术和英勇的战斗,有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空中力量,保护了关键运输线和战略要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是中美在二战中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法西斯侵略的珍贵历史篇章。

1945 年 5 月,随着德国法西斯的垮台,盟军在太平洋的攻势作战的成功,中国军民的夏季攻势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末日的到来。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两地共死伤 20 多万人。美国原子弹的攻击震动了日本朝野,有效遏制了日本的猖狂反扑。与此同时,苏联根据《雅塔尔协定》,于 8 月 8 日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从 9 日起进入对日战争状态。8 月 9 日,150万苏联红军在5500辆坦克的支援下,从东、西、北三 面进入中国东北,向70万日本关东军发动大举进攻,一周内击溃关东军防线,59.4万日军被俘(后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约10%死于强制劳动)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

中国建设传媒网总编辑常魁星与胡永丰将军合影。

六、“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孕育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2014年9月3日,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高度概括了“抗战精神”的内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强调在民族危亡之际,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阶级、地域地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侵略者时宁肯牺牲生命也绝不屈服、不投降的高尚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展现了中国人民面对强敌英勇无畏、顽强抵抗、战斗到底的勇气和意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反映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对正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和持久坚韧的毅力。

“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具体体现为面对外敌入侵时展现出的高度民族觉悟、空前团结、英勇牺牲、顽强不屈和坚定信念。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中体现和升华,至今仍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当今的中国已不是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中日之争,表面上看是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但说到底还是国力与军力的较量,现今中日力量对比各有千秋。中国在经济总量、军事能力,产业完整性、长期增长潜力、战略纵深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占优,而日本在高端科技、发展质量、社会治理、 人均富裕程度上仍具优势。总体而言,中国的综合国力更强。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决定了它只会屈服于强者。只要中国未能把日本远远地甩在后面,它就绝不会服输。周恩来总理曾对抗日战争感慨道:“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

如今,中国采取了如下举措: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 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对钓鱼岛正常巡航以宣示我国领土主权;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 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等。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反制。

王元慎最后说,在今年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作为一名赤诚的爱国者、一名中共党史爱好者、一名年逾古稀的老兵,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早日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著名作家魏巍的女儿魏平介绍父亲的主要事迹。

魏平介绍,父亲魏巍一直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引导人民前进。

魏平说,我的父亲去世已经17年了,现在大家仍在这里思念他,可见他的精神和为人被大家记忆并怀念,我代表我的家人向所有我父亲的同道人表示衷心的感谢!2000年,我父亲在他的全集出版研讨会上,有一个答谢词——“我是怎样成为这样的作家的”,我觉得特别能概括他的理想和精神。2000年我父亲80岁了,他说,回想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当时我多么年轻,才17岁,我跑到延安去寻求真理。50多年后我重回延安,我曾说,当年我来这里寻求真理,延安真的给了我真理,她没有欺骗我。几十年来,我就沿着她指引的道路和伟大的理想奋斗着。我是依靠党的培养,革命军队的培养,以及人民群众精神的滋养和吃了老百姓的小米成长起来的。当然我还要感谢那个伟大的革命和伟大的时代。我能够得到锻炼和改造,离开这一切,我是成不了这样一个作家的。他又说,我应该承认我和许多革命作家,文艺家是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条路线,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与革命斗争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路线走过来的。我还应当说,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沿着这条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父亲曾说,“如果说18、19世纪的伟大作家和诗人是用民主主义思想照亮他们作品的话,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思想呢?我看只有用共产主义思想才能引导人民前进。”“这就是我的理想和信念。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是共产主义。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我们都要达到这个目标。”我父亲从来没有丧失过这个目标。不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扫荡还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惊涛骇浪中,他都坚定不移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所以他说,我们的能力不管大小,只要紧密地结合现实,深入群众,紧紧地联系群众,时刻关心人民的命运,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斗,并且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人民,这就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职责。我愿为此而继续努力!这就是我的父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父亲。愿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奋斗下去,我们一定能看到共产主义的美丽明天。

魏平给中红网题字。
中红网总编辑江山作题为“著名作家魏巍同样是最可爱的人”讲话。

江山在讲话中谈到,著名作家魏巍同样是最可爱的人。

江山说,在采访抗美援朝期间,著名作家魏巍(1920-2008)曾多次深入战斗第一线进行战地采访,回国后反复推敲修改,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名篇。在朝鲜战场的松骨峰那焦土之上,在那狭窄的防空洞里,魏巍伏在临时搭起的弹药箱上,纪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呼啸的炮弹声在耳畔炸响,他竟浑然不觉。他后来曾回忆:“我边写边掉眼泪,眼泪滴在稿纸上,字迹都模糊了。”这泪光,正是他灵魂与笔下战士们同频共振的印记。那稿纸上的斑斑泪痕,与战场上的斑斑血迹,在文字里彼此相融,同化成一种滚烫的精神印记。他反复打磨修改十几遍,并非只是雕琢词句,而是将心魂淬炼成文字,将血肉熔铸成纪念碑——如他自言:“这些战士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在记录英雄时,自己亦成为英雄精神的容器与通道。他亲赴战壕采访,在刺骨严寒里冻僵了握笔的手指,就含着笔尖化开冰霜继续书写。他始终将战士的崇高置于文字中心,自谓:“不是我要写,是他们的事迹在燃烧我。”——当英雄们的事迹点燃了他,他便将自己化作柴薪,投入那精神烈焰之中。战士们的热血染红了他的心,他则用这颗滚烫的心做墨,在纸上写下那灼热篇章。魏巍与“最可爱的人”之间,早已不是简单的描述与被描述的关系;他把自己全然投入进去,在英雄精神的烈火中锻造自己的灵魂,亦成为英雄谱系中不可分割的一环。历史硝烟渐渐淡远,但精神的光辉却未曾黯淡。魏巍在战火中笔耕不辍,既非为了个人声名,亦非仅止于记录事实。他在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存照,在为一个时代最壮烈的灵魂立传——那支饱含泪与血的笔,正似一根渡越时空的纤绳,把无数无名英雄的壮烈与崇高,从血染的山河引渡到了人们灵魂的岸滩上。当魏巍颤抖的笔尖饱蘸英雄热血时,他亦在中国精神的长河里,刻下了自己的刻度。战士们在炮火中坚守阵地,他在精神的高地上亦从未退却分毫——这“最可爱的人”的称号,何尝不是他本人灵魂的写照?英雄的血迹与作者的泪痕相互渗透,早已共同熔铸为民族精神史册中不朽的烫金一页。和平年代里重读这些字句,我们恍然发现:那伏案疾书的背影,与那些冲锋陷阵的身影,在历史的烟尘深处,渐渐重叠成同一个神圣轮廓——都是为崇高信念献祭了自己生命的“最可爱的人”。特别可贵的是,晚年魏巍仍然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永远忘不了,当我2006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创办中红网,曾多次见过魏巍同志,相互畅谈,留下了珍贵的合影。魏巍晚年的书桌上,一盏老旧的台灯总是亮至深夜。灯光映照着他伏案疾书的背影,映照着满桌泛黄的书籍与文稿。窗外,新世纪的浪潮奔涌激荡,各种思潮如风起云涌。而在这盏孤灯之下,魏巍以老迈之躯,在思想的阵地上笔耕不辍,像一名无畏的战士,执着地守护着那面飘扬在他心中的精神旗帜——毛泽东思想。他晚年倾注心血的《新语丝》系列文章,字字句句皆是这位白发赤子对信仰的忠诚宣言,在岁月的风沙中熠熠生辉。魏巍对毛主席思想的坚守,从来不是刻舟求剑般的盲目。他亲历了民族从血火中站起的全过程,目睹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力如何唤醒沉睡的土地,如何凝聚起亿万人民排山倒海的力量。这份坚守源于他灵魂深处熔铸的信念。他曾在文章中深情写道:“毛主席思想是指引我们民族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灯塔。”晚年的他,以笔为旗,以字为剑,执着地拂拭着历史尘埃,只为让那灯塔的光芒穿透迷雾,照亮后来者的航程。他的坚持绝非易事。世纪之交,思潮纷乱,魏巍的声音有时显得孤独。他主编的《中流》杂志,在喧嚣的市声中犹如一块思想的礁石,坚守着精神的阵地。面对误解与非议,他未曾退缩半步,反而挺直了脊梁,声音更加洪亮坚定。有人不解,有人嘲讽,他只是平静地回应:“这不是固执,是信仰。” 这简单的八个字,掷地有声,是他用一生热血与忠诚铸就的答案。他的身躯里,始终燃烧着一种战士的赤诚——那是在松骨峰战场上被烈士鲜血染红的赤诚,是穿越漫长岁月而从未冷却的赤诚。魏巍晚年,物质生活极其简朴,精神世界却如火焰般炽热。他婉拒了所有商业写作的邀约,将有限的精力全部倾注于研究与阐发毛主席思想这一项他视为生命的事业上。他那伏案劳作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那样软弱,却又那样高大。那背影,仿佛与当年朝鲜战场上在炮火硝烟中奋笔疾书的年轻身影渐渐重叠。无论身处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置身思想交锋的阵地,他始终是一位战士,一位以笔为枪、以信仰为盾的忠诚战士。岁月流转,阵地更迭,战士的本色却永不褪色。魏巍生命最后的篇章,是信仰燃烧出的绚烂霞光。当他终于搁下那支伴随一生的笔,他守护的精神灯火并未熄灭。这灯火,是他早年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采撷的火种,是他以一生的心血为灯油所点燃。它穿透了时间的薄暮,照亮了历史深处的幽微角落,也烛照着我们民族精神的长河。魏巍,这位以笔记录“最可爱的人”而感动中国的作家,最终以他毕生对信仰的忠诚与持守,将自己也熔铸进了那永恒的精神谱系。他晚年的执着身影,如同松骨峰上那页被英雄热血浸透的稿纸,在时光长河里沉潜,最终化为一块无声的碑石。碑上镌刻的,是一位赤子对真理的无悔追寻,是一位战士对信仰的永恒守望——他何尝不是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可爱的人”?那盏深夜不熄的灯火,最终化作星辰,在民族精神的天幕上,恒久闪耀。

华夏文化促进会理事常魁星与魏平女士合影。

胡永丰少将在讲话中指出,隆重纪念建军98周年,做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行动模范、是最好的纪念。

胡永丰少将讲话。

胡永丰少将说,同志们:八一节日好!世界性的特大水灾风暴,开始回落,世界战争的风暴,依然愈演愈烈。忘战,必危。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反华势力,甚嚣尘上,战火东移。今天,中红网总编冮山组织的隆重庆祝人民军队98周年生日。聚集了中华军事将帅杰出人才、后裔栋梁人才。革命后代新星人才。纪念活动,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四意叠加:纪念伟大领袖、统帅毛主席领导的建军98周年、抗战胜利80周年、抗美援朝胜利75周年、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习主席说:人民军队始终是党的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我十三岁入伍。幼年加入地下党。有着近80年的军旅生涯。深刻感受到人民军队,在推翻三座大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苏中印中越等边境自卫作战。人民军队屡战屡胜,对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日的特大水灾,人民子弟兵冲在一线,英雄奇迹遍布中华大江山川。做行动的模范,是最好的纪念。我曾经是最可爱的人。今天,争做新时代的最可爰的人。《四个最可爱》:一,当最可爱的老兵。二,做最可爱的新事。三,育最可爰的家庭。四,献最可爱的业绩。参会争做《四个最可爰》一是,最可爰的英模人。二是,最可爱的媒体人。三是,最可爱的科教人。四是,最可爰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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